国民性、个人主义与社会性别：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(上)

张松建

作者简介

张松建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，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。目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年，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。年，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。年，荣获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称号。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海外华语文学、比较文学。理论兴趣包括后殖民研究、离散研究、种族与族裔性研究、性别研究、政治哲学。十多年来，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和书评六十余篇，出版专著《文心的异同：新马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集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年）、《抒情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年）、《现代诗的再出发：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年）。

引言：鲁迅在南洋

“重写”乃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，有时发生于民族文学的内部，有时超越了国家疆界而指向了比较文学的方向。与此相联系的是四个范畴：“前文本”、“重写文本”、“作者”、“写作语境”，这四个元素的交织和互动构成了重写的发生机制。重写文本与前文本之间存在一种类似于米勒所谓的“寄生”与“寄主”[1]的关系，前文本既是重写文本存在的基础，又是后者力图予以消灭的东西。这种互文性在题材、主题、人物、情节、语言、文体等层面有所体现；而其间的差异性又揭示了重写者的主体性、理解水平、接受能力以及写作语境的制约。应该说，文学发生学意义上的模仿——不管是正面的模仿还是反面的戏仿——当然属于一种“重写”形式，它借助对原文本的挪借和改造而表达模仿者的写作意图。

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开山，曾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（简称“新马华文文学”）产生过重要影响。年10月19日，鲁迅去世。《南洋商报》、《星洲日报》、《星中日报》第二天就发布了新闻报导，众多报章发起了隆重的悼念活动，纷纷出版“鲁迅纪念专号”，有照片、诗歌、木刻、散文、评论等形式。从到50年代末期，新马华人的文化界共举行过五次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，单单在年10月19日，就有25个文艺团体参加了鲁迅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，当时的《星洲日报》、《光华日报》、《槟城新报》等报章登载了这方面的不少作品。进入六十年代，每年的10月19日前后，仍有小规模、分散的鲁迅纪念活动[2]。在五六十年代的马来亚，左翼思潮蓬勃，学潮与工运此起彼伏，政党权力角逐趋向白热化，现实主义在马华文坛一支独大，在此形势下，鲁迅的影响尤为强势。例如，在丘康（张天白）心目中，鲁迅是“伟大的民族英雄”、“中国文坛之父”。文学史家方修把鲁迅誉为“青年导师”、“新中国的圣人”。在写于年9月的一篇文章里，左翼作家章翰（韩山元）以过来人的身份，回顾和总结了鲁迅对新马社会的影响——

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、最深、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。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，鲁迅对于马华文艺的影响，不仅是文艺创作，而且也遍及文艺路线、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。不仅是马华文学工作者深受鲁迅的影响，就是马华的美术、戏剧、音乐工作者，长期以来也深受鲁迅的影响。不仅是在文学艺术领域，就是在星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，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。长期以来，确切地说，自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，鲁迅的高大形象，一直鼓舞着人民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。鲁迅一直是本地文艺工作者、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典范。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中国作家，在马来亚享有象鲁迅那样崇高的威信。[3]

作家韩山元文学史家方修

此外，鲁迅的文学作品还不断被选入新马中小学的华文教科书，焕发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以及世界性的多元声音。[4]进而言之，从一九二零年代到二十一世纪，鲁迅经典是刺激新马华文作家之创造力的源头活水，他们不断从鲁迅那里寻获灵感，加以程度不等的转化与改写，各取所需，为我所用。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如下数例。《阿Q正传》曾被丁翼、絮絮、吐虹、林万菁、李龙一再重写，云里风的《梦呓集》向鲁迅的《野草》致敬的痕迹一望而知，黄孟文的《再见惠兰的时候》在多方面受益于《故乡》的启示，英培安的《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》呼应着《伤逝》的思想主题而又推进了对本土问题的思考，瞿桓的《疯人日记》与梁文福的《獍，有此事》显而易见是对《狂人日记》的仿作和重写。不可避免的是，文本开放和重写之后，一系列问题于焉出现了：某个作家为何要对众所公认的经典进行重写？重写型文本与原文本的关系如何？重写者是如何看待原文本的，原文本的哪些因素激发了重写者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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